埃尔文：企业家应该发挥想象力 重新发明产品

　　中国市场设计潜力无限
　　“对于市场设计而言，它代表工程解决方案，需要不断地做自适应，我们的业务也要随着不断变化的外围环境而变化，不是永远一成不变。”埃尔文·罗斯说，整个市场需要解决什么样的工程问题，首先，这个市场要有足够的稠密度，在量上要满足；然后要应对的是，如果人很多，那么市场会不会太拥堵，它必须要得到有序的组织和顺畅的管理；最后，是要有安全的、能够简易让人们在这个市场里参与交易。
　　埃尔文·罗斯以他的匹配机制谈到，市场的匹配和配对不是仅仅由价格决定的。而所谓的自由市场，并不是没有规则的市场；相反，它是一个规则很好的市场，是能够让市场自由通畅运作的市场。因而，企业也要随着市场的情况背景发生变化而做出相应的调整。这和中央控制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，中央控制是自上而下的，而自由市场则是创造规则让市场来决定。
　　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很多市场已经被改变。对于中国的市场设计而言，埃尔文·罗斯认为，中国市场有很多的考量可以发生，包括器官移植、劳动力等方面。在美国也存在所谓劳动力的流动性，还有其他非常复杂的问题，在中国则问题更加复杂。此外，对金融市场而言，他预计中国股市的上交所和深交所也会牵扯到高频交易。对于大宗商品而言，也会有很多的机会来进行相关的大宗商品市场的设计。
　　埃尔文·罗斯表示，他到中国的目的，是希望更多地了解中国的做事方式，并期待着能够有机会，包括在未来几年时间里，在市场设计方面帮到中国经济体。

　　经济增长隐忧
　　“从中长期来看，对中国经济的增长，我们应该怀有更强烈的危机感。”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教授钟伟称，“中国经济增长在过去30年取得了长足进步，我们以占全球18%的人口，耗用了超过全球30%的资源，却仅仅能够提供相当于全球10%的商品和服务。”
　　钟伟表示，乐观地来看，假如2020年中国成为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国家，这就意味着享受到现代文明生活的人口数量，由于中国成为发达国家而增加了一倍。但如果从悲观的角度来说，中国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—经济增长质量、国进民退、房产泡沫以及金融风险。
　　从经济增长质量来看，钟伟认为，过去十年是通胀温和的十年，是货币发行速度最快的十年，也是中国收入分配恶化最糟糕的十年，以及生态环境没有任何改善的十年。他以“毁誉参半”作为对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增长情况的评价。如何改善增长质量？可能有许多方面需要努力，但最主要的是改变官员的政绩观。
　　他称，过去十年，中国明显存在国进民退的现象，国有企业一直在加杠杆，而允许民营企业有更广阔生存空间的举措则乏善可陈。央企、国企带来的主要是资金、劳动力、土地等资源的大量、低效甚至无效的占用。如果把对中国未来的期望寄托在以垄断和行业不公平竞争为基础、政府和企业角色不停互换的国有企业身上，恐怕未来中国企业的脊梁不够硬朗。在他看来，企业一定要时刻关注自己的盈利增长能力，坚决卖掉那些不挣钱的或少挣钱的部门或平台，把精力集中在最赚钱、最有发展前途的少数几个行业上。
　　从房地产泡沫风险来看，“从2000年到2010年，我是房地产坚定的看多者，从来没有怀疑过房价上涨。从此之后到现在，我一直是房地产行业的一个怀疑者。”他说，房地产的增长，主要是由于人民银行印钞票的速度，由于人口向大中城市迁徙的速度和商务活动频度的增加而导致的，或者说是货币化、城市化和人口迁徙带来了房地产行业的繁荣。毫不夸张地讲，从2010年开始，中国房地产行业已经度过了它的爆发式的快速增长阶段，进入个位数增长阶段。除了在北、上、广、深一线城市的核心区，还存在着部分的供不应求的矛盾之外，在全国的广大地区，房价上涨空间有限。随着金融杠杆的消失以及整体市场的供过于求，中国的地产泡沫倾向化也日益严重。
　　而从金融方面来看，对于中国来说，金融风险并不遥远，而是迫在眉睫。谁在占用中国的金融资源？地方政府、房地产、制造业各占1/4，小微企业和居民占剩下的1/4。现在看起来，地方政府的金融资源存在问题，房地产要打一个问号，制造业显然面临着去产能、去库存的艰苦过程，相对比较健康的，也就是中国老百姓借银行的钱了。但银行业现在也面临着一系列的风险，包括不断补充资本的风险，贷款质量不断下降、不良资产不断反弹的风险，汇率、利率市场化和资产项目可兑换带来的风险，以及随着人民币发钞速度放慢，银行业规模扩张也将放慢的风险。